◆萧乾、文洁若夫妇与聂华苓长女微微（左）在美国合影。
■王圣贻
岁月如流，屈指一算，萧乾伯伯，也就是我从儿时起称呼的“饼干伯伯”，离开我们竟有20个年头了。如今，我也成了78岁的老妪，但儿时的记忆犹新,一切恍如昨日。
“饼干伯伯”的由来
第一次见到萧乾伯伯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当时他任上海《大公报》国际社评委员，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住在江湾一座日式小平房里。
萧伯伯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帮沈从文编副刊“文艺”，他把副刊编得丰富活泼，还主持了“大公报文艺奖”，充分显示出他的知识和才干。家父辛笛193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创作，先后在萧伯伯编辑的副刊上发表了《航》《丁香、灯和夜》等诗篇。那时父亲只要回天津老家，总要到《大公报》找萧伯伯，一块到包子铺或小白楼，一边吃小吃一边聊天，十分开心。父亲告诉我，萧伯伯小时候孤单寂寞，喜欢猫狗等小动物和昆虫，尤其是1942年他在英国闹过一阵神经衰弱，牧羊狗笛琪与他形影不离，为他探路，陪他散步，成了他亲密的朋友。正好我家有一只叫阿福的杂种狗，父亲就把它送给了萧伯伯，他骑车去讲课，阿福就跑着跟在后面，十分亲热。那段时间，我们两家来往甚密。
小时候我不认生，又有一头自然卷发，皮肤白皙，很得萧伯伯与外籍夫人的喜爱，他们管我叫“小小丫头”。有天母亲正要出去办事，他们二位来了，萧伯伯慈祥地拉着我的手说要带我去看电影，让母亲尽管放心。路上，萧伯伯问我：“小小丫头，喜欢吃饼干吗？”我点头：“喜欢。”他就眯着含笑的眼睛偏着头对我说：“那就叫我‘饼干伯伯’好了。”“饼干伯伯？”“嗯”他认真地点头，闪着狡猾的眼神一个字一个字对我说：“我叫萧（小）——秉（饼）——乾（干）。”外籍夫人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笑着在一旁解说：“两个是同一个音啊！”我拍着手笑了：“我知道了，那是你的小朋友给你起的外号，就像弄堂里的人喜欢叫我‘小卷毛’一样，是吧？那以后我就叫你‘饼干伯伯’。”说着，我还伸出小指头跟他拉了勾。记得冰心老人一直管萧伯伯叫“饼干弟弟”，而萧伯伯喊她“大姐”，看来这“饼干”的称呼大有名气！
那天我们看的电影好像是《小象历险记》。一头可爱的小象摇摇摆摆地跟着妈妈在树林里玩耍，它时而得意地摆着两只大耳朵,用鼻子灵巧地卷起一根树枝挥舞着；时而又用笨重的脚跺着地，一下又一下；时而东张西望，听小鸟唱歌，看小松鼠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高兴了，就从地上卷起一个小果子送进嘴里，还兴奋地摇着小尾巴……它就这样跟着妈妈逛，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与妈妈拉开了距离……突然，它发现妈妈不见了，开始还以为妈妈是和它捉迷藏，但它找啊找，偌大的树林里竟不见妈妈的身影。它这才急了，哭着叫喊：“妈妈，妈妈……”它哭得那么动情，叫得那么伤心，我也流泪了。这时，饼干伯伯把我的小手抓在他的大手掌里，轻轻抚摸着。但小象不停的哭喊，让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于是我看不下去了，嘟囔着：“我要找妈妈。”饼干伯伯一下把我搂在怀里：“你这是在看电影，别急，你妈妈不会有事的。”但我不听，一个劲地嚷：“我要妈妈……妈妈。”饼干伯伯只好带着我从电影院出来去找妈妈，顾不上关心小象后来的事情了。
以后，我听妈妈说萧伯伯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寡母给人帮佣把他养大，因此他一边读书，一边当童工。他第一次在地毯房领到工钱，就给生病的母亲买了水果，但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咽气了，于是他九岁就成了孤儿。现在想来，正因为他有这样痛苦的经历，所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焦虑。而他那慈和的神情、充满同情与理解的敦厚的微笑，令我感到温暖，在岁月的流逝中，自然地从我的记忆中凸显出来。
历经艰难富传奇
萧伯伯1946年由英国回到上海，在上海呆了近两年，后来去了香港《大公报》，不久他毅然拒绝英国剑桥大学的聘任，悄悄赴北京投入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从平明出版社给父亲送来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本《土地回老家》，封面上一个青年农民一手拿着农具，另一只粗壮的拳头正砸向封建剥削者。仔细一看，原来是萧伯伯写的，于是，我这个小学生一把抢了过来，先睹为快。这本书写的是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萧伯伯用生动的描述和一些典型事例，把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具体化了，让我明白这是千百年来未有的“耕者有其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我又看到他写的报告文学《万里赶羊》《草原即景》，草原的新气象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时，我还见到了萧伯伯寄来的他与同事、日文翻译家文洁若阿姨结婚的照片，文阿姨把蝴蝶结扎在挽成环装的两条辫子上，显得内秀而年轻。
再后来我又看到他翻译的经典名著《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等，不仅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让我对莎翁的作品有所了解，以后每次看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公演的莎翁作品就更好理解了。据说当今国内有人对翻译家作研究，萧伯伯被列入16位名家之一，这是后话。
萧伯伯一度被打成右派，送到唐山附近的柏各庄农场，在风雨中挑粪“双抢”（抢收抢种），得了肾病。后来听说他摘了右派的帽子，回京到出版社的编译所工作。那些年父母提起萧伯伯总讲：“他的境况渐渐好转了，真替他高兴。”“他这次真是没看走眼，幸亏有文洁若像老母鸡一样竭力照顾和保护他，她是他的精神支柱。”
复出后，萧伯伯重新焕发了青春，成了大忙人，不仅接连出国访问讲学，而且佳作连篇，译作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我先后买了《萧乾散文》《海外行踪》《人生采访》，父亲又送了我《一本褪色的相册》《未带地图的旅人》，看了这些，我才知道有着一双含笑的眼睛的萧伯伯真是令人敬佩。他是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还是教授，他的经历富有传奇和戏剧色彩。他曾横跨东西两半球，从1939年10月起在英国东方学院任教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1944年因欧洲西线战场新闻采编的需要，他又毅然放弃了在剑桥大学攻读了两年的硕士学位，写下一篇又一篇战时通讯。
萧伯伯用七年时间记录了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两次伦敦大轰炸、挺进莱茵河、诺曼底登陆、波茨坦公约、纽伦堡战犯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传奇般的历史时刻。他是二战中最早在欧洲战场采访的中国唯一经历欧战全过程的战地记者。我喜欢他用文学的笔法写新闻特写，特别是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那些文章不仅是一幅幅生活风俗画、社会风貌图、战争风云录，而且从中能感受到萧伯伯深刻的生命体验，还有他独特的目光和睿智的思考。《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就是明证。他通过列举史实，指出这场战争本来完全可以避免，问题就是打大算盘还是打小算盘，由此他又清晰地指出，“国家要立足世界，只有自强不息，绝不可信赖旁人的保证”。难怪欧洲对萧伯伯的战时通讯和特写评价那么高，是“战时对欧洲情况最具权威的报导”，“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与此同时，欧洲的一切又总是让他联想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是欧洲“援华会”的义务讲员，曾踏遍英伦三岛的大小城镇义不容辞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大谈他曾采访过的滇缅公路，因此被中国作协授予“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
竭尽绵力满含情
令人悲伤的是，萧伯伯的肾病后来竟发展到要切除左肾。但术后他不顾身上插着管子和尿袋，又开始了写作。
萧伯伯的兴趣广泛，涉及的领域也多。他酷爱音乐，小时候带我出去玩，总爱牵着我的手哼唱《老黑奴》《可爱的家》《伏尔加船夫曲》《三套马车》一类通俗歌曲，有时还爱哼黎锦晖的儿童歌曲，比如《麻雀与小孩》。他随便地哼，就跟父亲即兴吟旧诗一个样。听说他还收藏了几百张西方古典音乐唱片，都是名家代表作，可惜后来在动乱中被街道搜走处理了。上世纪80年代，萧伯伯开始收集磁带，并编号分成交响乐、歌剧、民歌等。巴金伯伯住院时，他就把贝多芬的交响乐磁带托人带去，希望乐曲能帮巴金伯伯消除烦闷，恢复健康。他懂得歌曲的力量，曾说“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直接通往人心的世界语”。
萧伯伯对版画也有研究。印象中，他在上海时曾编了一本《英国版画集》（上海晨光出版社1947年版），当时送了父亲一本，父亲珍爱异常，尤其喜欢其中裘屈罗·郝米斯的那幅名为《花》（《Flowers》）的版画。正好当时父亲的诗作《手掌集》要出版，封面的设计者是“九叶派”诗人曹辛之（他不仅是诗人“杭约赫”，更是著名的装帧家），他与父亲“心有灵犀一点通”，就用此木刻《花》作为封面。不取木刻者的本意，而是取与父亲诗作相应的“手掌”的含义，暗含有知识者的自省之意，又恰好吻合了父亲与此相似的潇洒习惯动作。2000年萧伯伯已去世，文洁若阿姨将新出版的《英国版画集》寄赠父亲，里面不仅有父亲珍爱的裘屈罗·郝米斯的这幅《花》，还收有她一系列的花卉版画。令父亲特别高兴的是，书后有萧伯伯对这位版画家的介绍，原来她与萧伯伯在英国就相识了。我们看后都讲：“这是老相识送老相识，文阿姨的赠书真是打中了父亲的心，称得上是‘十环’啊！”
萧伯伯喜欢把他认为他国的好东西都往祖国揽，让大家开阔眼界，多借鉴。他在《萧乾书简》中讲：“我认为真正的爱国者是那些恨不得把旁人的长处都学到手的。”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的课题就是英国意识流小说，还写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的论文呢。当时他在英国就曾给胡适写信说自己正在阅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他说：“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可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萧乾书信集》）他喜爱乔伊斯，能背诵《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段，还收藏了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守灵记》的唱片。1946年回国后萧伯伯在复旦大学任教，开设了《当代英国小说》课程，专门讲授乔伊斯、伍尔夫以及福斯特等作家的作品，并将意识流小说与现实主义作品相提并论，作为课程的两大论题进行探讨。
令人想不到的是，多年的阅读与研究的积累，竟在晚年开出了灿烂之花——萧伯伯与文洁若阿姨合作，把这本意识流的天书《尤利西斯》全部译成了中文。那花费了二老四五年的时间，每天几乎都是5点起床，文阿姨翻译，萧伯伯校对并润色，熬了无数个日夜才成功的。而萧伯伯当时已是80多岁的人了。这本译作是精品，它填补了自1922年问世以来一直没有中译本的空白，译文不但流畅、口语化，还尽量保留了意识流的原味。
萧伯伯见多识广，勤于思考，笔头又勤快，创作与翻译两手抓，可谓双丰收。这大约与他主张写作应善于在小道理上做文章分不开：“生活中，小道理是占主位的，因为它是切肤的……小道理贴近生活，因而真实……深入读者心灵的艺术、功夫应在小道理上。”（《围城的启示》）所以他的作品才那么耐读，令人难忘。我有幸在大学里讲授过他的散文《鼓声》与《往事三瞥》。前者以鼓声为贯穿全文的线索，把鼓声与国家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国家的兴衰与个人的荣辱。在文中萧伯伯语重心长地希望国家不再出现鼓声喧天的动乱和浮华场面，而是要埋头建设，让科学进步的声音压倒鼓声。《往事三瞥》则以萧伯伯耳闻目睹的两个生活片段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上世纪20、30、40年代不同国度、不同阶段、不同人的遭际，说明无国籍的可悲，有了国籍应积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这些让我更深刻地领会了萧伯伯的“小道理”，它常常表现在一些微小的地方和小事中，只有重视“小道理”才能懂得“大道理”，因为“大道理”就孕育在无数“小道理”中。所以，萧伯伯讲的“小道理”实际寓意深刻并有历史的深度，表达了他对祖国真挚而又深沉的爱，是任何造谣、诬指、棒打、雷轰都不会也不能改变的。风霜历尽情无限，何况祖国重生，满地春光呢。这让我又想到萧伯伯自己曾拟就的墓志铭：“……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意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唯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我深感他的爱是浩瀚的。
面对这样的萧伯伯，这样的老一辈，这样“意蕴深厚的书”，我们只有传承精神，奋力前行！
蔡聪是普通人——至少他自己总这么说。
他的左眼视力不到0.01，只有微弱光感，右眼早已摘除，换上了义眼。聚光灯下，他是视障群体里的“能力者”，做合伙人、主编，表达能力极好且言辞犀利，他试图打破人们对视障群体的狭隘想象，倡导“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另一方面，他也和普通人一样，会偷懒，想躺平，喜欢看脱口秀、追网文，遇到问题时，会因为怕麻烦别人而选择放弃，会为学英语和读文献而头疼。
最近，普通人蔡聪考上了博士。
文 × 高敏
编辑 × 雪梨王
这么漂亮的小孩可惜了，好好一个人，却看不见！”——对蔡聪这样的盲人来说，这是会惹恼他们的一句话。
“你问出这个问题也可惜了，好好一个人，脑子却不好！”——这是蔡聪们的反吐槽。
当然，这种话他们只能私下说，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
前一阵，有单口喜剧播客节目找过蔡聪，想做一期残障主题的内容。双方见面侃了一通，结论是，内容很好，符合单口喜剧想要的反思性。但对观众来说，过于冒犯。
蔡聪工作的团队想做一期有关“盲人的十句神反转吐槽”的内容，蔡聪提交的脚本，几乎全被改了，是为了保护他。最初的脚本内容包括：“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你怎么张嘴说话了”——前一句是普通人对盲人的发问，后一句是盲人的回击。
以上种种都被认为是“刻薄”，是对观众的“冒犯”。机构的解释是，他们很难把握观众能接受的边界在哪里，担心“可能会伤害到公众传统的基于慈善的感情”。在蔡聪看来，不管盲人还是健全人，走路出门就像张嘴说话一样普通，但前者却一直承受着社会固有的刻板印象和区别对待。这样的反吐槽恰好击中了逻辑痛点，“脱口秀不就是冒犯的艺术吗？”
而最容易冒犯到蔡聪的一句话是，“连盲人都可以，你怎么不行？”这背后潜藏的不平等令他不适。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撕下“励志”标签蔡聪最近被“搞崩溃了”，他刚开学，忙着上课、学英语、读文献，工作也不能落下，有时会忙到凌晨一两点。
见面的那天，他的左眼布满红血丝，眼球快速左右转动——这只眼睛视力不到0.01，只有微弱光感；右眼则早已摘除，换上了义眼，眼球始终向下垂着，一动不动。聊天时，蔡聪会随时依靠听觉将正脸朝向交谈对象。
他语速和思维都极快，几乎每聊完一大段，都用反问来结尾。每个问题总会引向同一个结论：“你看，这不只是盲人的问题。”在他看来，视障群体遇到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残障者身上的放大，普通人也都会遇到。而他自己，只是普通人——这是蔡聪一再强调的。
蔡聪毫不避讳用到“看”这个字眼。他会在交谈中提到，“我顺便看下消息”。这个“看”，是指用读屏软件读取电脑上的内容，包括弹窗新闻，公众号消息，以及微信聊天消息，甚至表情包。比如吐舌的表情，会被软件描述为“调皮吐舌双眼紧闭”。
他的家里不时传出机械的读屏声。蔡聪和妻子都是“老盲”，两人同时在家的时候，总是并排坐在书房的电脑前，把屏幕调到最低亮度或者干脆黑着。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操作电脑桌面，或用手指点到手机相应模块，机械的电子女声便会读出信息。为提高效率，他们习惯将语速调到2-3倍。这在没有经过训练的耳朵听起来，就是一阵叽里咕噜声。
蔡聪和妻子肖佳在书房。
几年前，蔡聪是视障群体中的“网红”，他跑去参加《奇葩说》，将自己置于聚光灯下，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做演讲、打辩论，试图打破人们对视障群体的狭窄想象，倡导“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除此之外，他还在NGO工作了十余年，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的合伙人，做广播节目，办杂志，四处给残障人士做融合培训，也做社会倡导。
如今，他的身份又多了一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传播学博士。
蔡聪说自己从来没有过什么“从小励志苦苦追寻数十年的博士梦”，是过往的诸多经历让他顺其自然走上了这条路。问的人多了，他会重新去组织这件事的意义，比如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他参与了博导卜卫有关印刷媒介报道残障问题的课题，算是为从事研究工作开了一扇门。此后，他在工作中干媒体，办培训，做媒介监测，都是围绕传播这件事。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野路子。
多年交往中，卜卫经常夸蔡聪有做研究的潜质，工作结识的朋友们也都给他分析利弊，主动为他提供考博相关信息、人脉等帮助。事实上，蔡聪也开始意识到，去读书、进入学术领域，对残障领域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他“被推到这一步了”，他觉得“至少不能辜负老师和大家的鼓励”，也想推动学术界关注更多残障领域的研究。
9月初，蔡聪敲着盲杖去学校报到。在学校关于他读博的报道中，蔡聪特地重申了自己的理念，希望媒体和公众在认识残障人士时，不要刻板地贴上“残障”或“励志”的标签。
文章被《光明日报》的新媒体转载了，下面的评论说，“励志感人”。蔡聪哭笑不得，在他看来，残障群体的确需要榜样；但另一方面，励志故事总会遮蔽一些社会问题。
“盲人是不允许失败的”这是蔡聪第二次考博。2021年，他考过一次，初试没过，卡在了英语上。他事后总结，一是自己英语水平确实不够，另外一个原因，跟他是盲人有关。
由于疫情，考试是线上进行的，蔡聪获得了社科大提供的合理便利，被单独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参加考试。他要用两台电脑，在一台电脑上用读屏软件听题目，再用另一台电脑答题。没有起伏和停顿的机械女声读出一串串英文，蔡聪听了后面又忘了前面的单词，每个句子都要花好几倍的时间来听。阅读理解中直接找中心词等应试方法，对视障者并不适用。蔡聪说，再不济，别人可以直接从题目里抄句子，但他两边来回倒，没得抄。
蔡聪依靠电脑和手机读屏软件处理各种信息。
国际上通行的英语考试，会专门针对盲人延长考试时长；国内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从2017年起也开始向盲人开放，盲人考生的答题时间比其他考生延长了50%（只针对盲文试卷），但国内考试申请电子试卷延时尚无成功案例。蔡聪知道这些，但他在给学校提出的合理便利申请中，没有提出延时的要求。一来，他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毕竟这一块没有更多实证研究支撑，另外，对于平等的理解，大家还停留在形式平等上，“人家给了你平等参加博士考试的机会，又提供了不少便利，怎么还要这要那呀？”
常年为残障群体争取利益的经验，让蔡聪对争取的过程和结果“心里有数”——这需要反复申请和论证、层层审核和研究，最后也不见得成功。即便最终争取到了，万一没考上，“舆论是可以预见的”。多年做残障群体传播的经验告诉蔡聪，“强势群体出了问题，大家会将原因归结于个人，但弱势群体出了问题，通常会被归结到群体”。他个人无所谓，但不想听到类似“盲人浪费国家资源”的话，“盲人是不被允许失败的”。
第一年考博失败了，帮助过蔡聪的朋友们都说，“加油啊，我们接着弄”，蔡聪不好意思摆烂。他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国内的残障人士也大多是讨好型人格——这是他们在过往经历中一路习得的。生活中障碍太多，他们需要大量寻求他人帮助，“别人帮你的基础是同情和怜悯”。久而久之，也便不敢得罪、不会拒绝。
最近开始读博，英语仍然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所有教材，蔡聪都得去网上找电子版读，唯独英语书实在找不到，他也借此跟学院老师沟通，开始推动系统性支持的建立，第一步是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建立无障碍图书支持小组，帮他扫描并校对所需教材。
读博需要在课后阅读的大量文献和资料，对视障群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中文还行，但英文，蔡聪可能一天都“看”不完一篇。他惯常用的3-4倍读屏速度，在读文献时就没那么好用了，以至于总要反复回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些专业词汇。
非残障者读文献可以快速找到重点内容，但视障者只能线性地逐字往下“读”。于是他只能用笨办法，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学习，听到有用的内容，就复制到TXT文档里。
只有在自己实在搞不定时，他才张嘴求助。
比如选课时，蔡聪打开学校网站，需要按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根据读屏软件读出的网页模块来操作。当光标移到网站相应的模块时，但那个机械女声无法识别相应模块的内容，只能逐个“读”出 “按钮”两个字。换句话说，这些视觉化的东西无障碍做得不够好，没有达到键盘可交互的标准，蔡聪只能找同学帮忙选课。再比如老师开着PPT讲课时，不时会说，“这一页你们自己看”。蔡聪没法“看”，也只能向旁边同学求助。
学校不大，蔡聪在辅导员和同学的支持下，走了一两遍，建好了“心理地图”，基本熟悉了，物理上的障碍对他而言不存在什么问题。学院的副院长特地打来电话，询问他对学校环境改进方面的需求。蔡聪想了想说，教学楼门口没有坡道，可能不方便坐轮椅的肢体残障者。临了，他跟老师约定，关于更多无障碍的问题，以后慢慢聊。他还想找机会给老师们上个课，普及下有关融合教育和无障碍的理念。
对于一个残障融合事业发展的倡导者来说，蔡聪觉得反正还有几年书要读，他打算慢慢来。他也希望，在社科大能有一种系统性支持制度的构建。
拒绝“没有选择”蔡聪原本会和绝大部分盲人一样，成为按摩师。
10岁那年，他因为药物性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视力骤降到0.02。家人带他辗转全国寻医问药，医生们都摇头感叹，“这么漂亮一个孩子可惜了，这辈子完蛋了”。
被宣布“完蛋”的蔡聪，休学半年后，实在无聊，决定还是回学校“混着”。他凭借残存的视力，把书本凑到鼻梁上学习，考了全班第一。上高中后，他的视力进一步下降，老师和同学就为他念试卷和书本。
讲起过往，蔡聪保持着惯有的轻松语气和超快语速，但他也承认，高考那次是真的绝望。报名前，学校替他向省教育局申请人工读题，被拒绝了。彼时是2004年，国内还没有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先例。
如今，蔡聪的左眼视力不到0.01，右眼换上了义眼。
在那之前，蔡聪并没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太大区别。他打小聪明，失明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周遭的善意，好像什么也没落下——能照顾自己，成绩好，还交了一帮朋友。直到高考，所有问题爆发，蔡聪才发现，学习成绩好遮蔽了太多现实问题，他觉得人生突然被“斩断了”，“18岁了，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和大家不一样。上不了大学，人生是不是完了？”
一两个月后，家人无意中在《知音》上读到了一个盲人利用残余视力，用望远镜看黑板，考上了盲人大学的故事。蔡聪对励志故事无感，但他捕捉到了关键信息——有专门针对盲人的大学。他上网查后，得知当时国内有两所可以通过单考单招方式招收盲人的本科学校。
他考上了长春大学针灸推拿专业，至少有学上了。入学时，辅导员对他们进行感恩教育：“以前盲人只能乞讨卖艺，现在有大学上了，大家要好好珍惜，学好按摩，将来才有好出路。”
按摩似乎成了视障群体的唯一出路。大五时，他在一家按摩医院实习了一年。实习没有工资，他又跑去按摩店打工，但大部分人晚上才来光顾，白天他就坐在店里干耗着。
蔡聪对按摩实在提不起兴趣。大学里，为了消极抵抗“盲人只能做按摩”的宿命，他组织同学们出去旅游，用电脑在宿舍“看”书。毕业后，家里想托关系把他安排进当地的中医院，但关系不够硬，搞不进去。父亲想给他开个按摩店，蔡聪说先不急。他只知道自己不想去按摩，但也不知道视障者还能做什么别的。
拖了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看到“一加一”在招广播节目实习生，于是写了满满4页的文档发过去。应聘的题目里有一个问题是，如果《非诚勿扰》举办残疾人专场相亲会，你会不会参加？蔡聪回答，当然不会啊，这本身就是对残疾人的歧视——这与“一加一”的主张不谋而合。于是蔡聪只身从湖北荆州来到北京，加入了这个残障人士自助的公益组织。
当年的大学同学基本都干按摩了。其中“最顶级”的工作是去了某大城市的一家按摩医院，但这个“顶级”工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制内、有编制”。蔡聪透露，医院编制都给了明眼人，盲人即使干到主任，也没有编制，但“对于这种单位，能给你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也有人想要参加普通高考。蔡聪说，这意味着，他们要去申请针对残障人士考试的合理便利，能不能申请到，心里总是没底的，“这是每个残障考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去单独申请，效率太低了，缺的是制度性保障。”
蔡聪做过统计，从2014年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起，每年报名的盲人大多在个位数，“因为配套没有做好，比如盲人的基础教育如何和普通大学衔接？将来就业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社会并没有给出太多选项，所以绝大部分人还是读盲校，干按摩。”
“变化还不够大”“一加一”就是由一群不愿意干按摩的视障人士创立的组织。他们希望为视障者探索和提供多元的职业，也做残障人士的融合培训，帮他们独立走入校园和社会。在这家机构，蔡聪跑到街上做过采访，办了一本杂志，当起了摄影师，也做残障意识培训师和残障者的性教育。
做到机构合伙人，成了“网红”，这些年有不少出版社或节目组找来，想让他写励志书籍，做正能量演讲，蔡聪都回绝了，他想做的事情，跟他们在做的不一样。比如直言不讳地指出，大众媒介的报道和节目，正在加深对于残障的传统刻板印象。
2018年，上海一视障人士高考考了623分，被媒体以“与上海高考最高分仅差3分”的标题报道后，引得叫好声一片。蔡聪写了篇文章，提醒说，这位考生参加的不是全国统一高考，考试难度不能与普通高考横向对比。在他看来，这种凸显残障人士 “身残志坚”的超常化表达，传达的其实是对残障人士能力的不信任和较低的期望值。
他也是国内最早关注“残障与性”议题的人。2013年，他在自己主编的《有人》杂志主持了“性趣”栏目，回答残障人士有关性的问题。同年，机构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300人礼堂里，模仿TED形式，公开分享残障人士与性有关的故事。蔡聪说自己大学算是学医的，专业课就有人体解剖学。学到生殖系统时，老师直接跳过，说辞是“反正你们将来用不到”。后来，蔡聪自己去网上找情色小说，转成语音，放给同学们听。演讲的最后，他总结道，“这些猥琐背后，代表的是视障人群没有人关注、引导的性压抑。”
蔡聪在“一加一”做培训。/受访者提供
他还呼吁推动无障碍建设。在蔡聪的认知里，视障群体在现实中的障碍包括物理环境障碍、信息障碍、人们观念的障碍和制度障碍。为了方便盲人使用手机，他支持视障无障碍倡导者发动了上千名盲人给APP开发商写信改进系统，与互联网大厂合作，让盲人做无障碍测试员，改进APP的无障碍操作。
类似工作蔡聪做了十多年，但以他的标准看，“变化还不够大”。提到盲人，大家第一印象依然是“惨”或“励志”。而他之所以愿意站出来面对公众，就是想告诉大家，盲人也是普通人。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的）标准可能太高”，事实上，这些年来，有关盲人参加高考、多元就业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社会进步。
公司居家办公后，蔡聪很少出门，“还是太麻烦”。与走路和坐地铁相比，他极讨厌坐公交，因为等公交是一件高度不确定的事——车什么时候来，来的是哪一路，会停靠在什么位置，通通不确定。这些事情，公交站的电子指示牌和手机APP都没有无障碍设计，没法告诉他。他只能不停问人，“你得非常清楚地告诉别人自己要坐哪一路，请他帮你留意。还得考虑对方的情况，要提前告诉他，如果他的车来了，也请告诉我一声，我好请下一个人帮忙。”——为盲人做独立出行培训时，蔡聪和同事们也是这么教的。
但疫情之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各地健康码不同，其背后的无障碍做得也参差不齐，比如北京健康宝的微信小程序里，因为没有读屏焦点，蔡聪永远找不到“确认”按钮，只能用支付宝， “在信息无障碍还不完善的环境里，盲人特别依赖秩序的稳定，一旦有变化，我们就要重新适应一套新的规则。”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蔡聪家客厅的蓝牙音响会在一些固定时间报时。上午十一点半，提醒妻子肖佳开始准备午饭；下午一点半，提醒她要开始“为梦想而工作了”——她正在准备写一本有关视障女性的书；下午三点半，是出门接女儿放学的时间。
蔡聪夫妇在厨房准备午饭。
家里的家务有明确分工：肖佳做饭和拖地，蔡聪负责盛饭、洗碗，刚上小学的女儿负责扫地。夫妻俩会趁着孩子中午不在家的时候，做一顿他们喜欢的麻辣香锅。土豆皮是用钢丝球搓掉的，这样不会伤到手，腊肉、香肠等食材都切成大块。肖佳会先用手摸一圈锅沿，然后精准地把食材和佐料投入锅中。
蔡聪和肖佳的结合最初并不在双方父母的预期内。蔡聪说，像他们这种视障人士，最常见的搭配组合是，找一个没文化的，或者农村里的健全人，“在父母观念里，这是最合适的，但这却歧视了两个群体。”为了让双方父母接受，他俩尽力让长辈们了解到，两个盲人也是有能力一起生活的——他们可以独自出行、出差。肖佳更是从小就会做饭，蔡聪做手术时，她可以独自照顾他。
肖佳怀孕后，医生建议他们做基因检测，以防眼疾遗传给孩子。夫妻俩拒绝了。他们认为，即使孩子天生看不见，他们也会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至于怎么教育，“残障者和健全者都一样，只是问题被放大了而已，人生无非就是遇到障碍、消除障碍嘛。”
女儿生下来非常健康，眼睛又黑又亮。长辈们不放心他们独自育儿，坚持要过来帮忙。于是，普通家庭中遇到的问题也在这个家庭中出现了——孩子不好好吃饭时，蔡聪夫妇会觉得“不吃就让她饿着嘛，不然永远学不会”，但老人坚决不肯，非要追着喂饭。婆媳矛盾因为理念不合不断滋生，蔡聪夹在中间也很难办，“这就跟我们倡导无障碍一样，一两天也解决不了。你能怪谁呢？只能自己想办法。”
蔡聪一家三口。/受访者提供
今年年初，生活有了变化。蔡聪母亲因为身体身体不适，回了老家休养。9月，女儿上小学后，突然有一天早上，提出要自己去上学，因为她已经熟悉了短短200米的路线。虽然很担心，但在这个家里，尊重和信任最重要，蔡聪和肖佳选择去克服自己的焦虑。同样的，夫妻俩也会支持对方的选择和意见。时间久了，在被父母阻止做某件事时，女儿都学会了反问：“你这是不信任我的能力，是不尊重我吧？”
肖佳最近正在发愁女儿的认字问题——老师告诉他们，孩子的数字是反着写的，汉字也是倒笔。“假如我们看得见，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家长只要平时上点心，生活中处处是教小孩认字和纠正的机会。”肖佳开始关注群里其他人推荐的那些可能对视障家庭孩子识字有帮助的工具，跃跃欲试想买回来试试。
蔡聪则淡定很多。在他看来，这“都是社会体制需要去建立健全的无障碍问题”。“自己教不了的东西多了，就找人来教呗。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就怕人们又归咎到残障人不能做父母上。现阶段改变不了，只能放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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