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马伯庸，惊觉他比之前瘦多了，穿着一身运动装，黑色T恤上写着几个大字——“工具人”。看到我的反应，他一脸欣慰的样子：“最近有跑步，锻炼锻炼。”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不久前微博上的一个乌龙——有人把剧组路透里的马伯骞认成了他，还说：“导演有点厉害，连马伯庸看着都好看很多……”
怕不够健康，马伯庸现在每天监督自己跑步。这趟来桐乡领取“茅盾新人奖”，他一到酒店就出去转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跑步的地方，结果没收到跑道的讯息，倒是意外发现了一家网吧。从酒店到网吧，往返正好三公里，“四舍五入”一下也算完成锻炼了。在心里盘算一番后，他果断窝进网吧，酣畅淋漓地玩了两个小时的吃鸡……
“最近手上不写东西，在做新的调研。刚写完80万字嘛，得好好歇歇，不能持续发电是吧。”不动笔的时候，马伯庸喜欢做史料调研。这对有的人来说或许是件苦差事，对他而言却是个“寻宝”的过程。每每看到好玩的东西，即便不写成小说，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八卦讲给别人听，他都觉得别有兴致。
《大医·破晓篇》由博集天卷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
他说的“80万字”是指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大医》，分《破晓篇》《日出篇》上下两部，讲述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这是他少有的近代题材，篇幅也是前所未有的长，结果《破晓篇》上市才一周就破了1000万元的销售额，对此他自己都觉得是意外之喜。
领奖前一晚，在酒店大堂，他与我聊起《大医》这部小说的创作。每当周围人声嘈杂时，他会把身子稍微往前倾一倾。讲起写《大医》前后发现的史料故事，他近乎滔滔不绝，从一张照片讲到一个人，从一个人讲到一件事，再从一件事讲到另一件。如果不是时间所限，我深信他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
马伯庸
自嗨的网络“纯”文学年代
马伯庸是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十位获奖者之一，同届尚有蝴蝶蓝、紫金陈、蔡骏等十人获得“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这次来颁奖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在闲聊时提及年轻一代读者对马伯庸的接受度很高，并开玩笑说，他儿子就觉得马伯庸写得比他更好。
在颁奖典礼开始之前，主办方特别举办了评委与获奖作家座谈会，于是就有了本届传统文学获奖者与网络文学获奖者的对面而坐。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已不像以前那么泾渭分明，很多作家其实身兼传统与网络的影响。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说，获奖者中很多人也可以坐到对面去，比如马伯庸坐到网络文学那一排，蔡骏坐到传统文学这一排，都是可以的。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马伯庸是“网络文学作家”，但其实他从未在大型商业文学网站上日更连载，一直专注于纸质书出版。他倒是会在网上写东西，那最早要追溯到1999年——小众文学论坛根本还没有“付费阅读”的概念，它们野蛮生长，杂草丛生却又生机勃勃。
那时马伯庸还叫马力，19岁，来上海念大学，不时混迹在一个名叫“黄金狮子旗”的文学论坛。当时上网一个小时12块，他不吃早餐，省出的钱正好可以每周上网一个小时。时间特别宝贵，他每次都拿着一个软盘先把论坛上的文章拷下来，等回到宿舍再慢慢看。结果有一次，这个软盘坏了，里面一半文件全是乱码，他顿时感到无比沮丧：欲知后事，怎么也得等到下周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他在捣腾中不小心碰到了键盘，眼看着屏幕上打出两三个字，忽然想到自己好像也可以写，“于是我就试着往下写了几句，发现还挺通顺的，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他的生活从每周下载变成了每周上传，再等下一周去论坛上看网友评论。那会小说《银河英雄传说》很火，“论坛英雄”们纷纷写起同人文，他看得多了，也不免见猎心喜，以一篇对《银河英雄传说》的评论成为论坛新人。
那一时期马伯庸还写出了可以称为他早期成名作的雄文《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他脑洞清奇，将日本动画片《机器猫》视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他“一本正经地瞎说”的恶搞天赋在此初露端倪，网友一时惊为天人。
“那时爱写一些自嗨的东西。”遥想当年，马伯庸的口气里也有了些许感叹：“那个时代吧，大家都还是比较单纯的人，专心写写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世纪之交的论坛写作成为了马伯庸的一个起点。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高寒凝有过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说标准的‘网络作家’的定义是在商业文学网站上进行VIP付费连载，并基本上保持日更的作者，那么马伯庸从来都不是网络作家。但倘若把这个定义拓展到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作者，那么马伯庸又是典型的网络作家，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远离过互联网文化。他其实是在一个网络趣缘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接受、讨论这些作品和著作并从中吸取养分的。”
慢慢看见了“更多的人”
马伯庸的写作，一大特点是“杂”。
一开始他以悬疑小说《她死在QQ》在论坛爆火，正版未出，盗版横行；正当人们以为他要写第二部悬疑小说时，以三国为背景的《风起陇西》横空出世；你想着他要接着写历史小说了，他发在《科幻世界》上的《寂静之城》获得了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的“读者提名奖”；科幻文学界还期待着他的下一篇作品呢，他转而写起极具奇幻色彩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没想到再过几年，他聚焦古董鉴别与收藏的小说《古董局中局》迅速蹿红，销量一下突破50万册，成为2012年出版界的一匹黑马。
难得的是，在市场认可之外，马伯庸的文字也能得到主流文学圈的肯定。除了前面说到的“银河奖”，2010年，他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一起获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的《宛城惊变》《破案孔雀东南飞 》等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最近的是在去年，他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发于《收获》，首次以小长篇亮相传统文学期刊。
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首发《收获》长篇小说2021年春卷
对各种文体和风格都能驾轻就熟，是一个作家内心丰富而广大的体现，仿佛对什么都能产生强烈的兴趣。当然，尽管小说、散文、评论、历史普及、幽默小品什么都写，历史、科幻、奇幻、灵异、推理、动漫无所不包，马伯庸最为人所知和称道的还是他的历史小说，包括《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等。
溯源而上，这几部小说都与《风起陇西》一脉相承，属于他“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的创作脉络。他也极善于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推理各种元素，书写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风起陇西》
其实在学生时代，他最喜欢看的倒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他们驰骋沙场，纵横天下，极尽英雄气概。但慢慢地，他看见了“更多的人”。
有一次，他去看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被其中两封秦简深深吸引。那是一对兄弟写给他们大哥的信，信上说我们要去当兵打仗了，问大哥安好。不成想等大哥收到这信，这对兄弟早已葬身于秦灭楚之战。大哥非常伤心，让人在自己死后把两封信放入棺中，这信才跟着秦墓的发现而重见天日。“我们现在说起秦一统天下，想到的都是无比恢宏和大气的景象，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一统天下带来了什么呢？”
不久前他还看了一个三国志特展，文物颇丰，但他对里面两块砖头格外留神。其中一块上的文字大约写于黄巾起义的前14年，是一个砌墙修墓工人写的，大意是“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把我逼死了，我现在就等着‘仓天乃死’的那一天和你们算总账”；还有一块砖造于晋灭吴的那一年，上面写着“晋平吴天下太平”，算起来应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写的。反过来说，这个老人从出生开始，等了八十多年才等来一次和平。而这样的老人，并不只有一个。
“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两块砖应该一块放在进口，一块放在出口，它们分别代表了三国乱世的起因和三国乱世的终结。”马伯庸告诉我，“它们本身说的都是很小的事，代表着老百姓的心愿，但你可以从他们的心愿里看出历史的大趋势在哪里。包括在《大医》里，我也特别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普通个体的力量可能是很卑微的，但千千万万这样的个体集合起来，当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方向，他们就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院史馆里有一座富矿
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要写《大医》。
2017年，他去上海华山医院做一个职工文化讲座。那天早到了一个小时，一个医生就说，要不去参观下院史馆吧。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他一开始不以为意，却被门诊楼旁的那座西式二层小楼吸引住了。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后来他知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慈禧太后批建的，建成于1910年。华山医院原来也不叫华山医院，而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它是中国红十字会兴建的第一家医院，也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家现代医院。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座富矿，里面的每一份老照片、旧文献都能勾连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和大人物。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两个戴着红十字会袖标的人在划船，船上满满的都是伤员。这张照片摄于辛亥革命期间的武汉，当时北洋军和革命军紧张对峙，红十字会奔赴那里，救死扶伤。
“红十字会两边都救，很多医生牺牲了，是生生累死的。其中一个来自爱尔兰的柯师医生还干了一件事，几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马伯庸说，这位柯师医生帮着革命军提督黎元洪转交北洋军将领萨镇冰一封信，萨镇冰收信后一离舰队，舰队其余诸人立即倒戈，变成革命军的一员，以至于长江水面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到了民国时期，还是这位柯师医生，他被一个中国商人找到，说请他尝尝中国人原产自制的一款葡萄酒。柯师医生一尝，觉得味道不错，真出了一张化验单，说酒味道很好，还很滋补。中国商人赶紧把化验单拿去发在了《申报》上，这就是张裕葡萄酒历史上打出的第一份广告。
说起这些充满传奇性的故事，马伯庸兴致盎然，其实这些故事最后也没被写进小说里，但它们都是促成他写下小说的原因。他一度感到难度巨大，将这些史料暂且搁置，但它们却时不时浮现在他的心头，撩拨得他心痒难耐。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抬头，恍然发现自己与近代医学相关的书籍已经不知不觉地堆满了一个大书架。
“我就发现，写作跟别的事不一样，你一定要诚实。”马伯庸笑了笑说，“别的事你可以骗自己，比如我再不喜欢搬砖，我咬咬牙一天也能搬两百块。写作不一样。你写的东西一定是你喜欢的。你就算挤牙膏似的写出一个违心的东西，读者一眼就看得出来。文字是骗不了人的。”
马伯庸与近代医学相关的书籍（部分）
近代医疗史的“半个专家”
2018年，马伯庸确定自己要写红十字会的故事。他开始养成每天看《申报》的习惯。当时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发广告，怎么写社论，有什么流行语，哪几个明星最火，哪几个话题最受人关注……连看《申报》一个月后，他感到自己进入了那个语境。
除了看《申报》，他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也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看到各种近代中国医疗冷知识就记上一笔：1904年还没有“血型”概念；1910年已经有了点滴，但还没有调速管；盘尼西林（青霉素）直到1945年才有了工业化量产，在这之前普通人几乎是拿不到的……
他甚至冒出了一番感慨，就是如果要穿越，千万别穿越回民国。“当时即使在上海，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也不乐观。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一群穷人没事坐在外面晒太阳，有的在衣服里翻出一只跳蚤，直接放进嘴里啪的一下咬碎。可如果嘴里正好有伤口，就很容易造成感染，传出去就到处是病。”
再比如做麻醉。他说，如今做麻醉之前会先检测，体重、心率和麻醉剂量之间自有一套公式，可那时候不知道这些，就纯靠蒙，把人迷倒后看着没啥反应了就开始手术，所以做到一半活活把人疼死的也有。
“男性还好，后来医生们知道了提睾反射，把两腿分开，用竹签在男性大腿内侧上方刮一刮，看是否引起同侧提睾肌的收缩来做麻醉程度的判断。女性就不行了。而且那时女性生产，接生婆为了能切掉产道里的相连部分都会留长长的指甲，那些指甲里都是污渍，极易感染。有一年上海红十字会搞了个接生婆培训，就干一件事儿，说接生前把手洗干净了，就这一件事让接生死亡率降低了70%，你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女性的生育环境有多可怕。”
说起这些，马伯庸已完全不需要任何提示，不假思索，如数家珍。“现在我可以稍微自豪一点地说，对于中国近代红十字会史和近代医疗史，我算是半个专家吧，或者说是可以和这些领域的专家们聊一聊的。”
2019年的12月30日，他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他甚至没等到元旦，就在第二天（31日）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三个字——“第一章”。
《大医》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大医》的“第一章”，名曰“一九零四年七月”。
在1904年7月的短短两天里，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上海少女，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长大的广东少年，就因为一份大清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产生了命运的交集。
“故事的开头很重要，它决定了这个小说的气息和质感。”马伯庸说，这个故事按常规可以写医院建起来了，招募新人了，然后几个少年少女在此相遇，但他总对这样的开头很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清末民初电报已经可以从伦敦直接通往上海，小说的开头一下就出来了。“近代和古代不一样。整个世界在近代已经联系在一起了。于是我让这三个人一开始分别出现在三个地方——关东、伦敦、上海。而且我还查到一个事，就是1904年中国先成立了红十字会，但清政府还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还没有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我就把这两个点放在一块，在签约前后，用一封电报把他们三人的命运串起来。”
他想写出的，是一种近代的空间感，或者说近代的世界观。
这样的开头，本身充满惊险，扣人心弦。说起来，马伯庸近几年的创作似乎都有一种“时间的魔法”：《长安的荔枝》是写在唐代的11天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两京十五日》要在明朝的15天里从南京赶到北京，《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则在天宝三年元宵节的12个时辰内上演。这样的“时间魔法”，将宏大壮阔的历史事件浓缩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构精炼，也产生非常动人的戏剧性效果。
《两京十五日》
到了《大医》，“时间的魔法”不仅存在于文本之内，还在文本之外。他完全没想到，写了两个月之后，全球就进入了疫情时代。他为此差点放弃了这个故事，生怕被人误解是“蹭热度”。
他也意识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着深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万民于水火。”他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战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听完之后都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就冲着这句话，马伯庸决心还是要把故事写下去。“我看到的资料都是真实的，我的感动也是实打实的，我想把这些感动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慈善医生，他们是中国医疗的先行者。”
2021年12月30日，他正式打下“全文完”三个字。这三个字，距离“第一章”正好是两年。他感到辛苦，也非常欣慰。他告诉我：“事实上，只要你足够真诚，你的故事就能打动人，而你的故事又能够在历史中找到锚点，那么读者根本就不会去想你是不是在蹭热度。”
有趣的写作与其“附带产物”
“我觉得想象一定是以坚实的阅历为基础。”
写完《大医》，马伯庸对此感触极深。一开始他对近代医学很不了解，根本不敢去虚构那些情节，只有当他对当时种种细节了然于心，他才能以此为出发点展开想象。
说这样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马伯庸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它同时是一种挑战，一种乐趣。至少我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命题，随便写，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你给我一个命题，给我镣铐的同时也是给我方向，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
“包括历史写作也是一样，那些史实就是最重的镣铐，你无法改变，但你能在历史的夹缝中找到很多缝隙，再绞尽脑汁地让这个缝隙里的故事逻辑严密，足够流畅，同时又能把缝隙填满，跟历史的发展严丝合缝。每每做到这里，我会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成就感，就相当于做完了一道特别难的题，你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把这个题做出来了，特别开心。”
尽管早已是成名作家，但马伯庸始终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小众的，他写作是为了有趣，是为了和更多志趣相投的人分享。至于写作的其他效应，那“仅仅是附带产物”。
所谓其他效应，很大程度上包括了影视改编。2018年，38岁的马伯庸刚刚登上中国作家财富榜，迎来了他的“影视元年”——有《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六部小说进行了影视改编。尤其是2019年暑期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登顶年度剧集口碑榜，不仅在一个月里让《长安十二时辰》的电子书阅读人数和纸质书销量分别上涨818%和862%，也带动西安旅游热度上涨22%，以及全国32个城市水盆羊肉外卖订单明显增长。
2019年暑期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登顶年度剧集口碑榜。
马伯庸从不掩饰自己对内容变现的支持，尽管这在“文人要甘于清贫”的传统语境里显得格格不入。“‘君子固穷’固然值得尊敬，但并不代表‘君子该穷’。”当2017年被媒体问及有关IP改编的看法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才是应有的态度。好的原创内容，就应该有好的回报，这既符合市场规律，也对文化发展有正面作用。”
不过，马伯庸至今坚持不做自己小说的具体编剧工作。他把小说版权交出去，会和影视团队分享自己的想法，但绝不干涉。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本已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是非线性的表达，它容许模糊、暧昧以及跳跃，传递出去的首先是一种氛围和意境。而影视剧必须要有明晰可见的画面和动作，那是一种视觉化的语言。从原著小说到影视改编，中间必然牺牲一些东西，这是无可避免的。
今年上半年，改编自《风起陇西》的同名网剧引发热议。他和所有普通观众一样追剧，不时还在微博分享。9月15日，由《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同名剧发出第一支预告，同样让读者粉丝非常期待。
今年上半年，改编自《风起陇西》的同名网剧引发热议。
“现在最大的老板叫‘健康’”
仔细算起来，从马伯庸2015年辞去外企工作，他全职写作也有“七年”了。当年面对媒体采访，他很坦然地表示同样的时间成本，他用来写作能比用来上班赚得多，而且，他很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
我就问他，自己给自己打工，节奏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自己给自己打工依然是社畜，只要工作时间不变，就是社畜。”他仔细描绘了他的一天：早上6:20起床，做早饭，7:20送儿子去上学，接着去工作室，8:00正式开始写东西。工作室特意选在一个学校附近，每当下课铃响了，他就站起来活动10分钟，接着再写45分钟，一直到下午5:00工作结束，几乎和学生的校园生活完全同步。
“我也试过闹钟提醒，没用的，好像只有下课铃响了，我身体里的休息基因才能被唤醒一样。”他还定下一个规矩，要把工作和家庭分开，回家后笔记本一关就绝不再打开，灵感再好也不。
至于回家后的放松，有点悲催的是大部分娱乐对他而言已经不算娱乐了。“我现在看所有的剧，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包括一些非虚构，我都会不自觉地用一种研究的眼光去分析它们。因为我自己生产的就是消遣品，那么消费消遣品对我来说也就变成了一个工作。”
《古董局中局》电影版
不去工作室的时候，他也会到处走走，到处看看。除了各种调研，他也参演过商业和艺术电影、电视剧、网剧，当过综艺节目嘉宾、评委，客串过音乐剧。他把每次参与都当作体验的机会，包括台前幕后、制作流程，那些“从未有过”的况味与细节。
这个状态有点像他买书的状态——去“尝试”，去“遇见”。他特别讨厌在网上买书，因为一旦买过就会有推荐算法，“对于一般人来说无所谓，但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你一定要杂，一定要什么行业都能拎得起来，至少在5分钟内别让人听出来你是外行。”他喜欢去书店，几个大书架，各种书籍一目了然，他能在不经意间“碰”上一本完全想象不到的书。
“我眼下最大的烦恼在于睡眠，入睡难，也容易早醒。”他有点调皮地说，他还跑去问过华山医院的医生，结果开口就是——“我睡这么少，怎么还不怎么掉头发”，那位医生倒也不负所望，先给了他一个“白眼”。
但从医院回来后，他调整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睡前让室内温度低一点，喝点冰牛奶，最关键的是，睡前半小时坚决不看手机。
“我现在最大的老板叫‘健康’。这个老板他平时不太管你，你偷个懒儿或者哪里不注意，他也不管你。但他也很小心眼，一笔一笔都记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和你算总账。所以像我这样看似不受束缚的工作，也需要自己给自己下KPI，没有任何规律的话很快就垮掉了。尤其写小说这个东西，它需要体力，不只需要智力。”
被问及今后会写什么，他说不想给自己设限。“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类型作家。在我看来，作家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状态。当你有东西想和别人倾诉和分享，你就是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是作家。”
【后记】
采访结束后，见我对那些史料背后的小故事特别感兴趣，马伯庸也邀请我去听后两天在浙江传媒学院的分享讲座。讲座取名“医术之外”，他专门做了个PPT，讲的全是小说《大医》里没提过的事儿，包括中国近代医疗史上的各种八卦。
这其实也是马伯庸多年来的一个签售习惯。他觉得读者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别搞成“签字会”或“握手会”了，“我也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学到点东西，所以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准备一个讲座。
马伯庸在浙江传媒学院。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很多学生是马伯庸的读者。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如果关注马伯庸的微博，你会发现那里也“有点东西”，布满了许多好玩又神奇的发现。比如他去逛一座寺庙，回来就告诉大家祈福墙上祈愿“中考顺利”的已经远远超过“高考顺利”，“社会变化，可略窥一斑”。他去逛军博，特意拍下二楼一个导弹技术小展厅里研究者们的学习笔记和实验报告，说“军博里的其他展品都是最终态。只有这里，展现出的是中国军工最真实的中间态”。
写《大医》期间，他的微博上也出现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小掌故、小八卦。有一次他看到了一则民国时期的《申报》新闻，说中国哲学家阳明发明了人造蔬菜，拿两个管扎在一块，蔬菜就能在三个小时里长大一倍。他兴冲冲地拍了张照片发出来，不料根本没几个读者关心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则新闻之下的另一则新闻吸引过去了，那则新闻是说一个老太有三个女儿，二女婿始乱终弃，跑去和三女儿好上了，一家人闹上了法庭。马伯庸哭笑不得：“所有人都留言问这事有没有后续，法庭怎么判的，二女婿和三女儿在一起了吗……我就说啊，骗子的事没人关心，这么多年人类对狗血家庭剧的兴趣倒一直没变过。”
发现了吗？粉丝觉得他们在关注他，但他也一直在观察着他们。
我会觉得马伯庸真有特别旺盛的好奇心，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的写作者，他喜欢玩，喜欢各种各样的体验，喜欢对未知刨根问底。当他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也会迫不及待地想说给别人听，连他自己都说：“分享是我的本能。”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心爱讲故事的人。（罗昕）
#头条创作挑战赛#
延祐四年（1317年），张养浩为元政府收购粮食，两次在兴和驿站中逗留，认识了一个在驿站中供役的人，叫佟锁住。以下就是张养浩讲述的关于佟锁住的故事：
近几年来，京师居民中的未成年男女，离开家门外出时往往被奸民拐胁、隐藏起来。女的强迫她们作婢女，男的则被强制作奴仆。不肯服从的，就把他们运送到边远地区，如辽东、漠北等地，用他们换取羊、马、牛、驼，获取钱财。幸而因事情败露获救的人很少，不幸而被互相转卖，使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死生不能相闻者，到处都有。呜呼！处在皇帝眼皮底下，习俗尚且如此，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丁巳年（1317年）春天，在兴和驿站，驿卒佟锁住把他的亲身经历向我述说。他原来是江西泰和县人。七岁时与一群儿童在街巷中游戏，被经过附近的一个骑者劫持而去。向北一直渡过了三条大河，翻越了不知道多少山岭，才到达兴和。骑者到一家酒店饮酒，就叫佟锁住在那里打杂。酒店老板一目失明。这时佟锁住才知道骑者已把他卖给酒店老板了。因为总算可以留在这里，不必继续北行，所以佟锁住没有抗辩。
住了几个月后，店老板又叫他跟随几个骑马的人北行，说是跟他们去取一笔债务。走了两天还一无所得，只是说住的地方还很远，等到了，就让他拿了钱回去。佟锁住已猜到他又被偷偷转卖掉了。但他听说当地的习俗，奴婢如果逃亡，被抓获后就要用烙铁烫印，所以只好假装很愿意离开旧主人去服侍新主人。所经之处，都是秃山，没有城镇住家。天气稍阴就刮起大风雪，使人难以前行。
这里的人们都以所养头畜的多少来区别贫富，身上穿的都是皮衣毛衣，食物只有马奶和肉，没有菽、粟之类粮食作物。家家户户都住在用毛毡做的庐帐里。
新主人把佟锁住叫作“察罕”（蒙语，译言白，经常被用作人名），又给他一领羊皮衣，两千多头羊，令他放牧。主人警告他说：“如果羊瘦了、伤了、逃失了或者无缘无故死了，我就要打你。”住的地方离牧地有20里，每次出去要携带路上吃的东西，与其他牧者相约共行，不然就会迷路，回不了家。同行的羊合在一起有一万多头，其他的牧畜也差不多一样多。
从高坡处望去，满山遍野，就像云霞铺散在地上。各人的羊群都互相混淆，认不出来，佟锁住又担心又害怕。其他放牧的人告诉他：“不要紧张。到回去的时候，它们就各归自己的群落了。”等到傍晚，果然如此，他这才放下心来。与一起牧羊的十几个人交谈，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辗转贩卖到那里去的。
于是佟锁住想，原来背井离乡、与父母亲戚不通音讯、流落到异域之地、变作他人奴婢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心中也就稍获安慰。
有一天，他的羊群正在山坡的坡脚流连，突然有百余头牛从山顶冲下来饮水，羊群来不及躲避，被踩死十几只。想想难逃一顿毒打，佟锁住便脱下皮衣丢在山上，以迷惑追寻的人，下决心逃离那个地方。当时他十六七岁。一开始每天走100里，几日后，可以走200里，甚至300里。只是一路朝南。饿了就抓一把野葱和溪水咽下去，到夜里则找一家有灯火的庐帐借宿。有人问话，就用蒙古语回答，所以倒也没有人怀疑他。
后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朝廷使臣，于是佟锁住跪在他面前诉说自己的经历。使臣很同情他，就给他一匹备用的马，让他骑乘。佟锁住这才重新回到兴和。
这时候他到官府去状告那个酒店老板。老板以贩卖人口被治罪，佟锁住则被安置在当地驿站中当役卒。我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兴和作驿卒已经有一年多了。
听了佟锁住的身世，我十分同情他。于是就问他：“我要是让你回到家乡去，与你的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佟锁住叩头流泪说：“我当然是极愿意的。”我就命令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公文给沿途各驿站，供给佟锁住衣粮，护送他回到乡里。于戏！天下像佟锁住这样的人何其多呵！怎么能都像他那样碰到我，所以能够回到家乡呢？
贯云石海牙（1286-1324年），畏吾几人，元初著名的将领阿里海牙之孙，父亲为阿里海牙次子，名贯只哥，故以贯为姓氏。传说他的母亲尝夜梦神人摘天星为明珠以授，被她吞下肚里，因怀贯云石。
少年时代的贯云石俨然是一个“善骑射、工马槊”的将门之子。他在十三四岁时，曾经命壮士驱恶马疾驰。贯云石持长矛迎着奔马凝立。待马驰至面前，他翻身腾越马上，舞动长矛，四周生风。
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驻永城。他开始对汉文化产生强烈兴趣，大概就在部令行伍的这几年当中。
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弟忽都海涯说：“我生来做官的志趣淡薄。祖父的爵位，当时不敢不承袭。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应该让你来做了。”当天就写信把决定告诉父亲，并正式向政府呈交公文说明情况，解下虎符交给弟弟。
此后他整天和结交的文人游山玩水，互相唱和。或许是在姚燧做江东廉访使、养病太平的期间，贯云石去向这位名声很大的文人问学。他的文章、词曲都给姚燧留下很深的印象。
姚燧被召到仁宗潜邸做侍臣后，再三向仁宗推荐贯云石。仁宗早已听说过贯云石把三品的大官让给弟弟的事，于是把他召去做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即后来的英宗）的“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贯云石在翰林院做学士，参加了科举考试条规的制定。
这时他颇有一点恃才用世的雄心，曾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建议朝廷释边成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国本，立谏官以辅圣德，表姓氏以旌勋胄，定服色以变风俗，举贤才以恢至道。这六条建议表明，贯云石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作为资源而形成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贯云石突然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据说他向人宣布：“过去我辞去高官显爵而甘居卑位，现在接受翰林侍从的职位，它的名位比我辞让的军职还要高。人们会批评我沽钓美誉，贪恋高官。现在应该离去了！”乃立即辞去官职，回到江南。
壮年南下的贯云石海牙，很快变成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遍历名胜古迹，所至之处，高人韵士、年轻学子、方外奇人，都愿意与他结交，“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璧”。贯云石有点倦于应酬了。于是变姓易名，躲到杭州隐居晦迹。过去游历梁山泺时，他见到渔夫织芦花絮为被，心里很喜欢，要用自己的绸被子来交换。渔夫看见他以贵易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对他说：“你要想得到这条被子，就要写一首诗留给我。”
贯云石“援笔立就”，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芦花被》：“探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菌。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无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欺乃声中别有春。”隐居杭州之后，他就自号“芦花道人”。他曾经入天目山，去见当时闻名于世的禅师中峰明本，乃每夏坐禅杭州郊区的包山，暑退方始入城。
学禅以后，他写的文章境界渐入深邃，诗歌也比从前更加冲淡简远，草书、隶书等变化古人，自成一家。晚年的贯云石，诗、曲、书、文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还数元曲（又称乐府）。所制小令、套曲，清新流畅，“俊逸为当行之冠”。他旧以“酸斋”为号，同时另有徐某号“甜斋”，也擅长写曲，故时称“酸甜乐府”。
他有一首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只用二十余字，活生生地描绘出与情人初别之夜的缠绵感情。又有《清江引》：“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号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随着他的性情越来越淡泊高洁，贯云石的行踪也“与世接渐疏”。白日正午已过，他还“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受他的影响，也以昼为夜。
他就这样于“道味日浓”之间，死于钱塘寓舍，年39岁。贯云石视死生如昼尽夜来，没有什么虑惧。临终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云：“洞花幽草（大概是他两个小妾的名号）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
在寄迹杭州的最后十几年间，贯云石留下了不少戏谑人生的轶事。据说他曾在杭州“卖药市肆”，但是又有一则轶闻说，他在那里立碑兜售的，乃是“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当真有人来购买这种“快活丸”时，贯云石对买者伸展两手，大笑一声。领会了他的意思的人，于是也大笑而去。
某日，杭州有一群衣冠士人到虎跑泉燕饮游观。席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当轮到其中一人时，他只会哦哦呻吟“泉”“泉”“泉”，却作不出诗来。这时有一老叟拖着拐杖走过来，随口接应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这群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就是酸斋贯吗？”答曰：“然，然，然。”众人于是邀请他同饮，尽醉乃去。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先生，钱唐人。南宋度宗时，以善鼓琴供奉内廷。宋元鼎革之际，当朝中重臣纷纷不辞而别的时候，他却以区区供奉琴师，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与赵氏的孤儿寡母共患难。不仅相伴到临安城归元，而且追随三宫北上，长期羁留大都，直到宋皇室的遗孀们先后去世。
作为一个在深宫之中目睹南宋亡国全过程的见证人，汪元量用他行吟诗人快逸奔放的才气，留下了大量的纪事诗。著名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1276年）正月十日三”开篇，一直写到“三殿”在大都的凄窘岁月。所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指杜甫），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
他描写临安城破之日的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空想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议和亲休练卒，婵娟应遣嫁呼韩。”
宋宗室北上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摆阔，但生活富足似乎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悲哀，主要是来自亡国之痛的刺激。一些男女宫人在这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意志。陈氏和朱氏两个宫娥，与两名婢姬在一起自缢身亡，在朱氏衣袖里留下的绝命诗写道：“既已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愿以自新。”被留用于元内廷的一些宋内官中，有一个人叫罗太元，后来因病遣出。他的侄子后来成了泰定帝时很得宠的宦官，达官贵人多与之相结交，罗太元在当时却不肯见他。
有一次侄子又来求见，罗太元闭门不纳，在屋里对他说：“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罗太元是杭州人），便是救我！”离开大都之日，罗太元对着身后的齐化门说：“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大笑离去。
汪元量采取的态度，与上述诸人有些不同。据说他曾奉命为忽必烈奏琴，于是得赐为“黄冠师”，从此“羽扇纶巾”。但他不得已与元室相周旋，好像是为了更方便用琴声去慰藉在大都的亡国君臣们。他演奏的时候，使听众“出于人间，落乎天上”。时人说，汪氏之琴，像是天意为了让北渡的亡国君臣稍得“娱清夜、释羁旅”而有心安排的。“琴本出于怨，而怨者听之亦乐，谓其能雪其心之所谓也”。
他时常与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这时已奉诏命出家为尼）消遣。所作《秋日酬王昭仪》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人短襟。”
这时文天祥被软禁在大都。他曾去拜会文天祥，以“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相敦促，就是要他赶快请死。他为文天祥弹琴，演奏了““拘幽＇以下十操”。汪元量留下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记述他与天文祥的会面。这首诗的题目是《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脱去，变姓名作清江刘洙。今日相对，得非梦耶？》。诗云：“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纵横独怆神。青海茫茫建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睢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粤人谢翱将归死江南。临行之时，旧宫人会者十八人，在城边宴饮告别。汪元量也抚琴相送，“行泪雨下，悲不自胜”。
他是宋朝宫室中好几人的送终者。“女道士王昭仪”“太皇谢太后”都先他死去。汪元量为谢太后作的挽章写道：“大漠阴风起，羁旅孤血泪。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少帝赵属比汪元量活得更久，他被忽必烈遣往藏地学佛。汪元量为他送行的诗曰：“木老（赵暴受封为“木波讲师＇，故云）西天去，袈裟说梵文。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
文天祥被处决后，汪元量也写诗咏之：“厓山禽得到燕山，此老从容就义难。生愧夷齐尚周粟，死同巡远只唐官。雪中绝寒魂何往，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
赵累被遣往藏地萨斯迦寺，事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汪元量在大都已没有什么人需要陪伴。他回到江南，当在此后不久。在江南，他著黄冠、据枯杖，出入于名山大湖之间，若飘风行云，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去留之迹。江西人把他当成神仙，甚至绘制他的形象来供奉。
汪元量以他的“南吟北啸”来记录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时人说，读汪公之诗而不坠泪者，差不多不能再叫他人了。
还有人说，他的歌诗，就像“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此指故墓），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因为他的诗哀而不怨，只是“欷歔而悲”而已，所以在元代就流传于世，而没有被禁止。
自然也总会有人对他持批评的态度。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末年，元兵压境，两宫居然仍以琴酒自娱。据说度宗在宫中就随时拿着酒壶，尽日不醉。这种情况表明，一定有人在用声色之乐蛊惑皇帝。说者婉转地指斥汪元量以琴惑君，接着说：“及大事已去，独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嘻，亦晚矣！”
中国传统文人总是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皇帝的某个“左右”身上。现在我们又看到，还有人要把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一个琴师。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宋三宫蒙尘时，像汪元量这样“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清代的四库馆臣要说，宋季公卿若面对汪元量，“实视之有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金姬名金儿，济南章邱人李素的女儿。
金姬的外曾祖李某也是章邱人，至元年间被元政府派役，运送粮钱到大都。在大都，李某遇到宋旧宫人金德淑，被她的姿色所迷，乃留都不归。生了一个儿子，因名都生。李某死后，都生从母姓金，与章邱李某的旧族不通音讯。都生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也长得很漂亮。这时大都城里有一个章邱籍人，叫李素，想要娶一个美人为妻。都生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金儿的母亲。
金儿从小聪慧明敏，资质妙丽。识字以后，日诵古今经史和佛、道百家之书。李素得名医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之道，把他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金儿。金儿对卜筮之术特别有兴趣，很快便“自极玄妙，言人祸福皆响应”，连李素也自觉及不上她。
这时已经是元末，政局动荡。李素决定举家投奔章邱族人。他们很可能坐船从大运河南归。由于山东兵乱道阻，李素一家只好沿河继续南行，辗转曲折，来到盱眙县城。相传金儿在初渡淮水到达盱眙后，曾在客舍题诗，曰：“马足燕山雪，船头泗水云。客身和雁影，飘迫过孤村。”但她的闲情逸致很快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家庭风波搅得粉碎。
他们客居盱眙时正值酷暑。李素的妻子金氏身着短袄。李素偶尔发现金氏肘下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痣，与自己身上所长的完全一样。于是互相细问家世。这才发现，李素原来是至元年间那个留都不归的李某在章邱老家的亲孙子。
这就是说，李素的岳父都生实际上是与李素生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李素之妻金氏竟是他自己的从妹辈。这对夫妻“相顾惭恨，不能自存”，遂决定改为兄妹相称，别居于二室。他们的女儿金儿听说了这件事，便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以赎骨肉之耻”。
这时正是至正十四年。苏北私盐走私犯张士诚举兵反元，为躲避元廷遣往征进的苗兵军锋，从扬州移至高邮，并抄掠邻郡。李素一家在盱眙为张士诚军俘掠。不久，金儿被分配到张士诚母亲“太妃”曹氏的帐中做婢女。
这年九月，元廷发师号称百万，由丞相脱脱亲自统率，将张士诚团团围困在高邮城里。曹氏命金儿卜凶吉。金儿卜之，得“无亡之小过”，于是对曹氏宣称，“取威定霸，决于此矣”。到了十一月，城中人心危畏，张士诚想投降，又怕元廷不肯赦免他，犹移再三。曹氏召金儿再卜。
时值二更，忽然听到冬雷响空。金儿拜贺说：“明天可以出城应战了！”中夜，她登城楼仰视天象良久。天将曙，入告曹氏说：“龙文虎气，都显现在我方营上。时不可失，请赶快出兵击敌。”
据说正是同一夜，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的消息传到元军兵营。临阵易帅，兵心激变，元军在一夜之间气丧魄散，围城阵线顷时瓦解。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金儿由此名声大振，大家都叫她“金姑姑”。虽然她从此不再剪发、穿道服，但仍修炼如故。
张士诚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满足于在苏北做自王一方的土皇帝，听说江南“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贪心渐起，但又不敢贸然深入江南，态度十分犹豫。曹氏命金儿再卜。金儿称得吉卦，并且套用当时已经流传的《扶箕诗》写成一绝云：“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张士诚这才决定派兄弟张士德先行领兵渡江，攻取江南。
当时“吴会（指苏州）未下，雌雄未决，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测之险”。张士诚此举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金儿的卜算，大概真的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至正十五年二月，张士德攻占苏州。三月，张士诚奉母亲曹氏至通州，预备过江。母子登狼山观长江之险。这时候张士诚第一次见到“金姑姑”。金儿奉命出见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曹氏连忙叫她回去改装。金儿换装后再与张士诚见面，张士诚“凝志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下狼山的时候，他对金儿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堂则在算卦人之中。诚如太夫人所说，你是真天人。怎么能让你埋没在婢女待儿之中！”
长江水深浪急，张士诚又命金儿卜渡江吉日，金儿口占十六字曰：“羊肠九索，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这时正好有福山富户曹氏发江船百艘、杀牛担酒来为张士诚“犒师”，于是张士诚大举渡江。乃至福山，仍纵将士肆行掳掠。曹氏迎降在先，不过免遭居戮而已。
在此前后，金儿似乎已看透张士诚不足以成大事，她奉命为张士诚卜“国运短长”，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为对。张士诚大喜。但她回去对父母却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张士诚的运命只有“天运一周”，即以十二辰为一纪，十二年之后难保“颠踬殒坠”。李素大惊说：“如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正好与他同享富贵，为什么出此不祥之言？”
金儿答道：“千里马不能与跛驴套在一起拉车，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贤明的人也不能与不肖者混迹在一起。我可不愿做他们那等人的臣下。”父亲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帮他占卦，动中事机？”金儿说：“君子虽然想高蹈远引，但还是愿意略显德泽于人，为群民除害，来显示天的好生恶杀之性。我这样做，只愿有功德于人间，不求个人的尊荣。父亲你是不能理解的。”
李素大怒，骂道：“女人就以容貌颜色来服侍人。闺门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她的本分。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能以王霸杂术而闻名于世的。”父女争辩再三，不欢而散。
但是张士诚却匪夷所思。他想试探金儿的心思，于是对她说：“我心中已默有所祷。你能卜得出是一件什么事吗？”卦成，金儿对曰：“不敢以告。”强之再三，她才说：“有三条蛆，因为追逐飞蝇掉进大锅里，灌饱了锅里的沸水，沉淹殪气而死，与母亲永别。”张士诚不甘心，说：“听说用龟甲占卜才能知真凶吉，你用的是中间空枯的鸡骨头，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把一枝桃花插在金儿头上，说：“就以它为聘金吧。”
金儿自知不能免，于是要求先回去稍作安排。她与父母家人见面后，向天列拜，长跪私祷，然后就闭目绝虑，奄然无语。父母大惊，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大声叫她。金儿已经气绝身亡。
据说，明军进入苏州，乱兵掘金姬之墓，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蜕去”，棺椁中只有衣衾还在。
后来的人追述这段故事，说金儿“周旋戎幕，口不治腥膻之味（因为她修持吃斋），心不慕金玉之屋。······使强暴之主，朵颐（在这里指垂涎的意思）凝注而不敢肆为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贪夫自避”。金儿不满意元末社会的“不平”，却又找不到真正能解救天下的人，最后空有一副侠义心肠，只落得抱恨而死的可悲结局。
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遝的一分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
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是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节妇”、“孝友”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
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晚了。
乡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德行。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时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产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立碑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查考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的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所崇风尚。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烈女”和“节妇”的故事。
胡烈妇，渤海刘平的妻子。至元七年（1270年），刘平当成枣阳，用车子装载了家人、行装共行。夜晚宿于沙河旁。突然窜出一只老虎，衔了刘平逃去。胡烈妇惊醒过来，连忙追上去，抓住老虎的一条腿不放，高声叫车中的儿子取刀杀虎。
老虎死，她扶持刘平到附近城镇求医，因伤势太重，终于没有救活。胡烈妇受朝廷旌表，远近闻名。时人多以“胡烈妇杀虎”为题作图。又有人题诗于图上曰：“丈夫不作屠龙举，健妇能成刺虎威。试看五行参运化，二阴（当指胡烈妇及其小儿）何盛一阳微！
霍家有两个媳妇，分别来自尹、杨两户，夫家是郑州人。至元年间，尹氏的丈夫霍耀卿死了。婆婆要尹氏改嫁。尹氏说：“妇人的德行只有贞节。再嫁而失节，我不愿意这样做。”婆婆问她：“世上的妇人，丈夫死了都要改嫁。人们并不认为她们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只有你觉得可耻？”尹氏回答：“人的志向本不相同。我只知道要按我自己的志向去做而已。”婆婆也就不再强迫她。
后来杨氏丈夫霍显卿又死了。杨氏担心婆婆会叫她改嫁，抢先对婆婆说：“我听说妯娌之间就像是兄弟，应当互相敬爱。现在您的大房媳妇守寡没有离开，我可以独自离家吗？我愿意与她一起共修妇道，终生侍奉婆婆。”婆婆说：“你如果真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件事被上奏朝廷，受到政府的旌表。
只鲁花真，蒙古人。26岁时，她的丈夫忽都病死，发誓不再改嫁，奉养婆婆，超过25年。婆婆去世后，尘衣垢面，不事修饰，终身守在建于墓旁的陋屋里。至元年间受到朝廷的表彰。
冯淑安，字静君，出身官宦之家，被山阴县的县尹李如忠娶为继室。李如忠的前妻是一个蒙古族女子，生一子名任，才去世不久。
大德五年（1301年），李如忠病重，对冯氏说：“我很快就不行了。你怎么办？”冯氏引刀断发，誓不改嫁。李如忠死后两个月，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取名李伏。李如忠和他前妻的族人都在北方。听说李如忠死于任上，留下很多遗产，两家一起赶到山阴。
冯氏正遇大病，他们乘机把李如忠的赀财和蒙古族母亲生的李任带回北方去了，撇下冯氏母子和李如忠及其前妻的灵柩。冯氏没有与他们计较，只是面对“一室萧然”早晚哭泣，邻里惨不忍闻。以后她卖掉陪嫁的衣妆，勉强把两人的灵柩浅埋在蕺山下，带着李如忠的遗腹子住在搭建于墓旁的小屋里。
这时她只有22岁。身体虚弱，苦自砥砺，靠做女师儒授徒维持生计。父母听说后来探视，舍不得她孤苦伶仃，劝她改嫁。冯氏爪面流血，不愿答应。这样过了20年，才凑足钱把李如忠的灵柩迁葬到汶上老家。齐鲁地方的人听说了她的故事，莫不叹息。
李顺儿，许州儒生李让的女儿，生性聪慧，能读经书。至正十五年（1355年）她18岁，未嫁在家。红巾军攻陷钧州，离许州很近了。李让对妻子说：“我家世代知书达礼，现在这个女儿要连累我们了。”女儿听见父亲的话，哭着说：“父母尽管去逃难，不要为我担心。”说完她立即跑到后园自缢而死。
陈淑真，富州人陈璧的女儿。陈壁是一个很传统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祸于龙兴。
至正十八年，陈友谅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了。”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虏。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做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一百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轻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
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地区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人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人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
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挑土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 坟堆。
张子夔，安西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埋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肋，取肉一片，做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赵一德，龙兴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性命依附门下，已经三十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八十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
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屈。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
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钱财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八十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人、色目人，左榜为汉人、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
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唯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拿到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
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觉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时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十岁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
他的外貌奇古，被人误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名声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
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来人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官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
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